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老,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世。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挈非、宜兴曼德旅仲论。挈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博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于序,皆承索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椅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煮伯深、淑浦舒素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土,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馀,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土转徙无所。两广西用兵几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涛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殁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概。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例者乎?余不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现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译文
乾隆末年,桐城的姚鼐先生非常擅长古文,他敬慕并且仿效同乡前辈方望溪侍郎的古文,又受到刘大櫆君和自己伯父姚范君的传授,方、刘、姚三位君子都是学通古今的大儒,极有声望,所以姚鼐先生对于古文的研究和创作就更加精深了。历城的周永年因此赞叹说:“天下的文章,大概都在桐城吧!”于是学者大都崇拜桐城人的文章,称为“桐城派”,就像以前宋代人推崇江西诗派一样。
姚先生晚年主持钟山书院的讲座,在他弟子名册上有名的.上元县有管同、梅曾亮,桐城县有方东树、姚莹。这四个人,称为姚先生的高门弟子,他们各自把学来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弟子和朋友.跟他们学习的人源源不绝。在桐城的有
此文作于咸丰九年(1859年)。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它与清王朝相始终,前后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时间。自它创立起至曾国藩时已历百余年。
《欧阳生文集序》是一篇散文作品。此文前半段简述了桐城派的传承,后半段方转而写欧阳生,文笔简洁畅达。文中还对桐城派百余年的发展,特别是对姚鼐以下的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论列,对姚鼐表示了特别的推崇,强调姚氏“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理论,对研究桐城派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文章开头以姚鼐为抓手切人桐城派的师承与影响,简洁明了,脉络清晰;接着重点介绍桐城派中坚人物姚鼐与湖南籍传人吴敏树、孙鼎臣、郭嵩焘等人的统绪承传关系,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他们的共同弟子——即文集的作者欧阳生。
第五段着重论述乾隆中叶以来“汉学”对桐城古文的影响和冲击,旗帜鲜明地站在桐城派立场上捍卫了桐城古文的正统地位;第六段有感太平天国战乱造成了包括桐城在内的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描述了当时“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的凄惨景象,叹息世道衰退,古文不传。文末点题:在古文传统濒临失传的背景下,文集的面世使人欣慰。
文章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堪与《师说》比美。桐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是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祥,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